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太药之兴亡(作者:兵马俑)

前言

太原制药厂是个历史悠久的囯有大型制药企业,曾经头戴国内“四大家族”的光环灿烂多时,谁也没想到,有一天它会轰然倒塌,破产倒闭,从地球上消失。天下大势,分久必合,合久必分,这是世间的普遍规律,太原制药厂的兴亡史,似乎也印证了这句老话。

在跌宕起伏,瞬间万变的市场经济大潮中,回顾一下它的兴亡成败,或许对后人不无补益。

(苏式风格的厂门楼)

(一)

太药位于太原市河西区化工路,占地面积66万平方米,1954年筹建,原名太原磺胺厂,58年建成后定名太原制药厂,是我国“一五”计划期间由苏联援建的156个重点工程之一。它拥有职工5000余人,生产车间21个,辅助车间6个,研究所一座,产品大多为本厂开发,曾荣获多项囯优和省优产品称号,主要生产包括磺胺类药、氯霉素、维生素c、氟哌酸、环丙沙星等原料药及280多个制剂药品。其科研技术队伍力量雄厚,1978年参加全国科学大会,有六大革新项目受奖,被省政府命名为科研型企业。80年代年产值曾高达5000余万,实现利税1200万,是太原市的利税大户,国内医药行业的“四强”之一。截止1992年底,累计上交利税达2.66亿元,为国家经济建设和人民安康做出了重要贡献。

(昔日厂部办公大楼)

(二)

然而,1993年后,这个企业却一路下滑,连年亏损,并最终资不抵债,于2009年宣告破产倒闭。

由兴到衰,再到灭亡,坎坷起伏,突出表现在它的几次分分合合。

1965年,由化工部中国医药工业公司决定,太药合并了地方国营的两个制剂药厂(红星制药厂和东风制药厂),由此发展为既有原料药又有制剂药的综合性制药厂,以后逐年壮大,效益显著,跻身于国内四大家族(其他三家分别是华北制药、东北制药和山东新华制药)。无疑,这次合并是成功的。

1980年,由省医药局决定,将太药制剂部分划分出来,成立太原第二制药厂,两厂展其所长,比翼齐飞,各自上了一个台阶,太药成为省里各项先进的骨干企业,二药厂也迅速发展为千余人的中型企业,成为医药行业的后起之秀。无疑,这次分厂也是成功的。

1993年,由山西省医药总公司(前身为省医药管理局,改名后对企业实行党工团、人财物、产供销九统一)决定,将两厂合并,升格为5000人的大型一类企业,重新组建了班子,调原制药工业公司经理王某某为厂长。王厂长58岁上阵来,把全厂分为四个分厂,科级升处级,处下又设科,机构庞杂,人心不顺,管理有名无实。他雄心勃勃投入1700万,实施所谓“三大工程”改造,结果,到年底却亏损1350万,让人大跌眼镜。历史证明,这次合并不仅是个大错误,而且后患无穷。

1994年2月,总公司再次任命了新厂长,并请省委书记胡富国来蹲点。胡书记带领有关厅局一干人马来厂调研,欣然题词:"齐心协力,奋发向上,再创辉煌”,并责成各方大力扶持,年底务必扭亏持平。胡书记讲:“旧社会说,一个卖药的,一个劫道的,哪有不赚钱的?”遗憾的是,到年底企业却增亏2000万。胡书记大为恼火,斥责省经委:叫你们给我选个单位蹲点,就选了这么个单位?!

1995年5月,总公司将原班子一锅端,调大同第二制药厂的原厂长王卫东上任,说王是省劳模,懂经营,会管理,让他厂长书记一肩挑。王来后,大刀阔斧调整班子,强化管理,制定了减亏目标,可到10月份一测算,根本无法实现,于是便以“肾炎”名义住进了医院,一去半年不归。企业年底一结算,又增亏3300万,累计亏损额达到9750万……

王厂长住院期间,总公司不经考察,把他们相中的一位女能人提拔为常务副厂长,让她主持全面工作。勉为其难的她,扮演了四个月的维持会长角色,企业日趋没落,只好引咎辞职。

1996年4月,总公司第四次换厂长。这次把视野放到系统外,从忻州纺织厂调王某来当厂长(据说在忻州搞企业扭亏为盈,很有经验)。这位厂长上任不足五个月,亏损有增无减,便也效法前任,托病“肝炎”回了忻州,一去不复还。

1996年年底,总公司第五次换厂长,把目光收回厂内,任命一位工人出身的中层干部当第一副厂长,让其代行厂长职权。他在任半年,除了天南海北求兼并、跑托管外,别无作为,药厂大面积停产,连续几月开不了工资,越发岌岌可危……

省里看不下去了,97年初开全省组织工作会上,叶相周部长在会上点名批评:“太药自92年以来,连续换了五任厂长(不包括主持工作的),平均每任不过半年,没等熟悉就下来,结果把原本的全国四大家族之一,搞得濒临破产,责任在上面……”于是断然决定,把厂级干部管辖权收归省委组织部,并派考察组进厂,公开选拔厂长。8月份任命了新厂长等一班人,同时从朔州医药公司调来一位新书记(原本是来竞选厂长的,因群众考评不行,改任书记),理由是加强党的领导,为厂长保驾护航。

这最后一任厂长,竞选演说时治厂方案讲得头头是道,上任后一筹莫展,一门心思跑兼并,把被华药兼并当做唯一出路,成天被债主追得东躲西藏。而那位新书记,也一反其“脱皮掉肉也要和太药同呼吸共命运”的慷慨表态,通过总公司上了党校,一躲了之,再不提什么保驾护航的事。于是,从省里到总公司,再到厂里,上上下下跑石家庄,寄希望于华药的兼并。

1998年4月,终于盼来了兼并,经山西河北两省批准,按照"产权划转,承担债务”的方式,由华北制药集团公司兼并太药,看起来,似乎是一条不错的出路。省委胡书记说:“老子养活不了儿子,过继给别人,谁养活了也算,反正都是国家的”。他没料到,有一天人家会把这个“儿子”又退回来。

华药为什么兼并太药?自有其如意算盘:一是把自己做大做强,实现大集团大医药的战略,跨入世界500强;二是太药毕竟有合成制药和制剂技术的特长,正好拿来弥补自己的短板。于是,在享受原有贷款免息缓缴,税金缓缴、附属学校剥离、下岗分流职工等一系列优惠政策的前提下,它接管了太药,运转了两年,到第三年该按期偿还债务了,觉得不堪其负,就撒手把这个“包袱”又甩回了山西……

太药一时成了娘不亲爹不管的流浪儿,两家推诿扯皮,企业停产,职工生活陷于困境,忍无可忍,便上街了,堵马路、堵迎泽大桥,严重影响着社会的安定团结。此事惊动了高层,于是加快了破产步伐,几经周折,终于2009年底宣告破产,于是号称全国四大家族之一的太药就此寿终正寝。

如今,时过境迁多年,但许多老职工提及药厂的破产,仍禁不住扼腕长叹:痛心啊,痛心!这么好的工厂,被糟蹋了!

有早年调外地的老职工回太原,不忘初心,去故地重游,凭吊一下逝去的青春。面对那荒芜凄惨的废墟,不禁悲从心生,泪眼凝眸!他们问:全国四大家族,人家三家都活得好好的,咋只就太药灭了呢?千秋功罪,谁人评说?

(三)

并非没人评说。

1996年8月,彭致奎副省长带队来厂调研后,指出:太药改革滞后,管理混乱,原因是多方面的,多年积累下许多问题,主要责任在历届班子,特别是王××当厂长,非常糟糕,在他手里管理更加混乱,应该写入企业的耻辱柱上。医药总公司也有责任,看不准人……

1997年4月,由省委组织部牵头的联合考察组来厂调研后,指出:企业亏损的原因,第一条是班子不稳,近十年更换了8任厂长,有些厂长调整不得力,前后衔接不够,甚至一些群众意见大、素质差的人,上级采取高压政策,硬往班子里塞,使企业领导层基本处于不稳定状态中,调换一任厂长,更换一个思路,调整提拔一批干部,这是造成企业管理混乱的一个根本原因,群众意见很大,给企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。

了解内情的人说,当年的王卫东厂长,以及山西医药总公司的女总经理王××(又称王局长),他们难辞其咎。

原来,王卫东“病愈”归来后,没回药厂,却高升为总公司局长助理,继续遥控着药厂。药厂把效益最好的半合成抗生素系列产品及厂房设施等作股份,和港商合资成立了山西博康药业公司,由药厂控股65%,王卫东当厂长时,兼任董事长理所然当,但后来他不干厂长了,为何还霸住董事长位子不让?药厂职工意见强烈,责问总公司:连药厂职工都不是,咋能代表药厂当董事长?可是总公司却力挺王当董事长,坚决不更换,内中奥秘,发人深思。

王卫东这样做,目的何在?一是药厂效益极差,月工资仅有300多元,而当博康董事长可拿3500元,年薪高达48000元,这个肥差他不肯放弃;二是占住董事长位子,便于他和港商沆瀣一气,假公济私,为自己准备后路。

后来的事实证明,他果然如愿以偿,利用局长助理兼博康董事长身份,乘药厂混乱之机,擅自召开董事会,变换董事,并决定在上海购置医贸大厦,与香港太阳公司合资等,这些重大决策居然都瞒着药厂进行。药厂破产后,他跑到海南自办私人药厂,乘机中饱私囊,大发横财,不久就铤而走险,携巨款潜逃。2001年5月,海南省公安厅对他及其姐夫(原中国银行海南省分行行长)全国通缉,国际刑警组织也全球通缉,他从此踏上了一条亡命国外的不归之路。

极具讽刺意味的是,那位发现这匹“千里马”,并对他呵护有加的王总经理,却被堂而皇之授予“省科技伯乐奖”!到她退休时,总公司直属的四个药厂(包括太原和大同各两个)均先后倒闭破产,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她的官运亨通,她悠悠然转到政协,继续做她的官。

最后,顺便提一下被廉价卖掉的二药厂,还在原地,还是那些产品,被一个根本不懂药却财大气粗的农民富二代收购,改名为太原药业有限公司。他依托太药的声誉和品牌,左右逢源,把企业经营得风生水起,成了太原市颇负盛名的民营企业。不知道的人,看那商标仍是“太原牌”、“难老泉牌”,还以为是当年的太药,殊不知,盛名之下,其实难符,与昔日的太药根本不可相提并论。药厂的职工说,这可真是三十年河东(太药在路东),三十年河西(二药在路西),大势所趋啊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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